 | 摇歪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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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所谓”低素质“的流动劳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人口而设置门槛，看上去很美, 可是，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所谓素质高低的标准在哪里？笔者以为，如果盲流指的是劳动力的流动（在下文中盲流的定义仅限于劳动力流动），那么，盲流就是最合理的社会流动，所谓的素质高低，只有在流动中可以呈现，任何事先区分高低素质的企图，是注定要落空的。
盲流是最合理的社会流动，因为其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商品一样，也会遵循价格信号的引导而抵达其最恰当的位置。对于劳动者本人而言，由于流动的代价最终是由其本人来承担，其本人比任何人都更为关心流动的成本收益，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所面临的情势等相关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比谁都更清楚哪里是他该去的地方。而其是否能够在获得自己利益的同时造福于自己所在的城市，也仅仅只有他的腰包和肚皮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素质高低，只有他的行为后果能够回答。试问，一个远在千里之外整天坐在空调房间里的官员，怎么可能比一个揣着仅有的几百元钱出来找生路的农民本人更清楚应该去那里？能比他本人更清楚自己的素质是否低下到不适合在这个城市生存？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过：“只有傻子才会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这样的傻子并不少。”以为可以比当事人更清楚该怎么行事，与自诩无所不知也就相去不远。计划体制已经被证明不能实现资本和商品的有效配置，它也注定不能实现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因此，只有盲目和盲动的政策，而没有盲目和盲动的人民。在我们这个时代，以为有比市场选择更好的劳动力流动的“合理”标准，以为计划管理可以比市场更好地筛选出劳动力的素质“高低”，不过是计划思维的残留，并因为脱节于时代而别具讽刺意味。
盲流是最合理的社会流动，不仅是因为经济学的教导，还有当代中国“盲流”所缔造的辉煌业绩为证。当整天与案牍公文打交道的官员们还在市场之外时，“盲流”们已经率先领悟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盲流的脚步始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盲流”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动力。正是因为有了盲流，中国才由一个近乎闭关自守的农业国成为今天的进出口大国，也才有了上千亿的外汇存底，也才有了学者教授们可以振振有辞的“比较优势”。在当今的沿海，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制造着大部分的出口产品，在当今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是民工们支撑着兴旺发达的服务业和加工业。试问，这些数以千万计的“盲流”，有几个是经过有关部门制导而“合理”流动的？“盲流”们自己付出代价寻找工作机会，并通过工作创造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却被人随意冠以“低素质”的称呼，一个为社会繁荣进步作出如此大贡献的群体，非但没有荣膺应有的尊重，反倒蒙受如此的贬低，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盲流是最合理的社会流动，还因为市场永远在不停的变化，劳动力也就必须不断地适应这一变化。一个在北京呆了三天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劳动者，可能会前往石家庄碰碰运气，而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的如此行为，市场才能找到其需要的劳动力，经济繁荣才得以可能。可是，同样是这么一个劳动者，如果被人为设置了门槛，那么，劳动者寻找劳动机会的行为将受到压抑，市场距离最合理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也就越遥远，最终损失的不仅是劳动者本人，更是经济效率和相应的社会福利。设置门槛从而也就是一愚蠢的行为，而透露出对市场经济的低下理解。
盲流是最合理的社会流动，并不因为流动劳动力中存在着诸如犯罪这样的问题而有改变。经济犯罪的增多也与经济的活跃程度成正比，可从未听说过要以降低经济活跃来防止经济犯罪，而只能是以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为手段。同样，流动劳动力中的犯罪问题，也只能通过针对特定犯罪的打击来遏止。盲流是最合理的社会流动，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人口流动诸如乞讨、流动犯罪等也都不要管理。因此，问题再度回到素质“高低”的标准和门槛的有无，出于上述的理由，合理的界限应以特定个体的流动目的是否劳动为区分，并且，只要流动人口并没有作出诸如乞讨、犯罪等行为，就必须将其视为正常的流动，这既是因为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法律是对应予禁止的行为的规定，并以施加惩罚为手段，也是法治严肃性的必需——既然任何机关都不可能对流动中的劳动力一一甄别，因此，对劳动者加以“高低”素质的事先鉴定，既不合理，也必然因为难以操作而沦为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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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7 13: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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